许子东 | 重读《创业史》
《南方文坛》
2021年第2期
许子东
重读《创业史》
文 | 许子东
“十七年”的“红色经典”都出自两家出版社：《红日》《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旗谱》《红岩》和《创业史》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很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人们留意。都是“通俗革命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更注重“革命”，人民文学出版社反而比较“通俗”。《创业史》一般被认为是“十七年”文学最重要的一部长篇。1959年4月开始在《延河》杂志上连载，同年《收获》杂志第六期全载《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省吴堡县人。十二岁入团，二十岁入党，二十二岁到延安做文化宣传工作，典型的“先做干部后做作家”的经历。1952年，三十六岁的柳青担任了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副书记。他为了写小说，以县委常委的身份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十四年，住破庙，衣着打扮、生活跟农民一模一样。除了作家的创作经历感人，《创业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三红一歌”都在写1949年前的革命历史，“十七年”文学代表作中好像只有《创业史》真的在写“十七年”。其他描写农村土改、合作化的作品也不少，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但其中最著名最有文学史意义的当属柳青的《创业史》。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始终是一条主线，从《阿Q正传》到《生死场》到《小二黑结婚》，后来有《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白鹿原》，还有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余华《活着》、阎连科《受活》等。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怎么受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影响，这是百年中国故事非常核心的内容。在这个主线的变化过程当中，简单说，从《生死场》到《生死疲劳》，中间有一部《创业史》。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石碑，一个不可忘却的阶段。
《创业史》描绘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乡村，同时出现了两条“鄙视链”（即价值评价系统）。一方面，农民羡慕那些能自己盖大房子的富裕中农，多田地，有牛马，子女还能进城读书。但另一方面，农民们又很看重“在党”干部的权力，以及上面政府所支持的互助组、合作社。两条“鄙视链”、两种价值观互相斗争，如何靠经济成绩来夺取政治胜利——《创业史》的这个主题今天也不过时。
小说开始时，梁三老汉跟村里大部分农民一样，看到富裕中农郭世富大张旗鼓、热闹喧哗地为自己的新房架梁，非常羡慕。梁三老汉生气自己的儿子梁生宝（虽然不是亲生），不在家里好好种田致富，却筹了些钱到几百里地以外去买所谓的高产稻种。男主角梁生宝在小说前几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很多铺垫，直到第五章才出场。梁生宝不在时，村庄里的“经济链”较占上风。另一个党员郭振山，身处“政治链”的上端，却对互助组不大热情，主要心思也是追求自家幸福生活。思想进步的女主角改霞，正在犹豫是否进城当工人。郭世富土改时肯向郭振山等干部下跪求饶，所以幸运地被划成富裕中农，现在盖房、架梁，好神气。富农姚士杰，宁可倒卖余粮，也不借给穷人。贫农高增福想要抓他，可是干部郭振山说：“咱政府宣布了土改结束，解除了对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的冻结了。”而活跃借贷（有粮的农民应该借给穷的农民）也是指示，不是法令，不能强迫。说着郭振山忽然感慨：“兄弟！我也愿意老像土改时一样好办事，可那好年头过去啰。”①这番感慨意味深长：土改斗地主，只要听指令，那是好年头。可现在要尊重法令，保护私产了。再以后怎么办呢？这就是《创业史》的主题了。
▲柳青《创业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梁生宝收到上级杨副书记的一个指示，“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靠多打粮食的革命”，这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梁生宝没有问杨书记：革命是为了多打粮食，还是多打粮食是为了革命？
“靠多打粮食的革命”，第一步靠科技，梁生宝买稻种，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土改将地主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怎么样把分到私人的土地再聚集起来，配合20世纪50年代初统购统销支持城市建设？政治经济背景小说写得很少，强调的是社会正义道德原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有段对话，讲的是村里情况，却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
梁三老汉说：土改大家分了地了，各自老老实实种地，不就好了吗？梁生宝和他解释说：“爹！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十亩稻地，是吧？我甭领导互助组哩！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那十八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儿做。年年粮食有余头，有力量买地。该是这个样子吧？嗯，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这也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是不是？”
老汉掩饰不住他心中对这段话有浓厚兴趣，咧开黄胡子嘴巴笑了。
“看！看！”老伴揭露说，“看你听得多高兴？你就爱听这个调调嘛。娃这回可说到你心眼上哩吧？”
梁三老汉为了表示他的心善，不赞成残酷的剥削，他声明：
“咱不雇长工，也不放粮。咱光图个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哩！叫后人甭像咱一样受可怜……”
“那不由你！”生宝斩钉截铁地反驳继父，“怪得很哩！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扁担和背绳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时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个儿做活。爹，你说：人一不爱劳动，还有好思想吗？成天光想着对旁人不利、对自个有利的事情！”
人人为己，按劳分配，就会形成经济“鄙视链”。生产发展导致不均衡和阶级分化，所以需要互助组合作化。梁生宝相信“钱多了就不爱劳动”，但没想到人人都无法为自己以后，也不大爱劳动。人与人本来劳力才能都不一样，要是都得到一样的成果，是否也是不平等？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路遥《平凡的世界》，还有史铁生《插队的故事》等作品，后来都描述了中国农民的几十年困苦的艰辛。当然那是后话，时代无法穿越，他们所见到的情况，梁生宝、柳青都没想过。
所以，《创业史》前半部分一直围绕这个意义深远的主题，怎么多打粮食来获得革命胜利，怎样用“政治鄙视链”超越“经济鄙视链”。
在这两个价值系统中，小说中出现了至少三类人：一类是乡亲们既仇恨又羡慕的富裕群体，代表人物是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这是蛤蟆滩仅有的两座四合院的当家人。姚士杰的爷爷，据说当初是患慢性病财痨而死的。姚士杰原来希望跟下堡村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三足鼎立，但是“土改把他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层”（这是小说原文，“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层”，也就是“政治鄙视链”的最底层）。1950年，姚富农曾低声下气地把正在草棚里练习诉苦发言的土改积极分子高增福请到自己家里（发言诉苦，需要反复练习）。富农全家出动欢迎，漂亮三妹妹“身子贴身子紧挨高增福走着。她的一个有弹性的胖奶头，在黑市布棉袄里头跳动，一步一碰高增福的穿破棉袄的臂膀”。结果姚士杰还是划成了富农。1952年查田定产，发了土地证，姚士杰又抬起头来了，还是住好院子，有车有马、人多田多，以至于很多困难户，包括高增福的兄弟高增荣又要低声下气地来向姚士杰借粮。
郭世富当年也是替一个国民党师长承包土地才发家（富裕通常有原罪），但乡亲们还是羡慕他地多屋大。在“政治鄙视链”上他只比姚士杰高一级，不过这一级非常重要。中农和富农，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
处在富有的第一类人对立面的，就是很多穷人组成的互助组，头头就是梁生宝，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这些“半无产阶级”经济情况都比较惨。梁生宝买稻种，希望互助组多打粮食。但是稻子不会马上种出来。这时梁生宝就和供销社签了一个扫帚合同，一下子预支到几百块钱，雪中送炭。供销社只和乡政府支持的互助组签约，所以这个地方，穷人得到了党的政策帮助。
在姚士杰、郭世富和互助组穷人之间，村里更多的人属于第三种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郭振山及梁三老汉。郭振山和梁生宝是当地仅有的两个党员，郭振山还是梁的入党介绍人，曾领导土改分地，现在一心想发家致富。“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但是他的计划，受到了上级批评。“整党的时候已经把共产党员买地，提到犯纪律的水平上来了。”于是他病了，病中呻吟着：“共产党员呀！共产党员呀！这么难当……”？他反复地犹豫，不愿把家里十几口人的光景孤注一掷给互助组（家庭伦理高于政治伦理）。但他又很清楚必须“在党”，这既是觉悟也是利益。就像赵树理50年代小说或者后来浩然的《艳阳天》一样，中间人物最真实、最有魅力——恐怕时至今日，干部应不应该让家人致富，还是一个令人疑问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在今天，“经济链”上端的郭世富，政治上光荣的梁生宝，又“在党”又想发财的郭振山，人们会选择哪条路呢？
二“官员”形象最好的一个时期
就在这两条“鄙视链”的较劲当中，村中最美丽的姑娘改霞，却同时与这三类人有了关联。郭世富城里读书的儿子永茂给她写了求婚情书，梁生宝是她心仪爱慕的青年，而郭振山大叔是她最信任的领导，频频照顾她家的生活，劝她进城去做工人。在50年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也出现了像《死水微澜》或《青春之歌》式的“一女多男”的道路选择的困难。
改霞之前定过亲，但她抗婚。没解除婚约时，她已经暗暗喜欢梁生宝，但那时梁有个生病的童养媳，两人无法发展关系。改霞母亲很早守寡，典型的节妇，贤良淑德。富农儿子的求婚信，她很不满意，说他“骚情”，然后就交给领导，公开嘲笑，被郭振山阻止了。村中还有个姓孙的青年也追改霞，改霞的反应是，“哼！什么青年！连党也入不了！”改霞和林道静一样，婚恋也是“政治标准第一”，土地、房屋、车辆、牲畜、衣物、用具等私有财产，在她眼里如同汤河边的丸石、沙子和杂草一般没有意义。她觉得到了适当的时机，自己提出入党申请而不被接受，她不知道她怎样活下去！每个时代，男人都喜欢美女，女生却喜欢不同的男人，骑士、书生、总裁、明星……在50年代的中国，“当代英雄”是青年党员。改霞喜欢梁生宝的原因“不是生宝的脸盘、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哪点招人喜欢，因为生宝的相貌，实在是很平常的。生宝——他的心地善良，他的行为正直，他做事的勇敢，同他的声音、相貌和体魄结合成一个整体，引起改霞闺女的爱慕心。……一个农村的贫苦青年，丝毫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想法；这一点，也紧紧地抓住了改霞的心”。可是偏偏梁生宝考虑感情问题也是“政治标准第一”，他听到改霞要离乡进城便很生气。两人之间一直有误会，直到小说第一部结束，还是没有好事成真。
▲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一般都认为梁生宝是《创业史》的主角。一方面，学术界已经在反省“十七年”文学究竟是当代文学的“遗产”还是“债务”②；另一方面，近年又有研究者称赞梁生宝代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梁生宝和他的生活世界既蕴含着已被历史化的‘过去’，也包含着行进中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预设’了历史的希望愿景。……‘新世界’与‘新人’互为表里相互成就，共同象征着195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历史内容。……《创业史》也因之成为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和症候意义的重要作品。”③在小说里，“过去”就是土改结束，“现实”就是互助组、合作化，而“历史的希望愿景”（革命初心？），到底是人民生活幸福，还是消灭私有制？承载这么重大主题的青年农民，在小说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买稻种，一路不住旅馆，车站候车室过夜，也不在外吃饭，只吃自带干馍，讨杯热水。找到科学种田方法，回家将新的稻种分给别人，大公无私，自己反而分得少。第二件事，与供销社签约做扫帚，带着贫穷农民进山搞副业，解决眼前生活困难。此举既表现梁生宝实干苦干，也显示政府对互相组的政策倾斜。第三件事更重要，小说十六章是解读梁生宝的关键。生宝到中共黄堡区委会和区公所，进门听说黄堡区东原上中刘村的哥俩为了争夺刚去世的大哥名下的十来亩地，竞相要把自己儿子过继给亡兄。生宝在一旁，什么反应？
他现在又在痛恨一个可憎的名词——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弟兄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
严家炎教授在1961年撰文评论《创业史》说“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④。原因就是思想先进与否标准常变，艺术成功与否“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创业史》第一部里，梁生宝是一个没有缺点错误的人，不仅团结贫雇农和富农中农的经济优势对抗，也反对党员郭振山个人劳动致富。他干的是农活——买稻种、砍竹林、育秧苗、卖公粮等，外表也被描写得像个农民，但读来总觉得梁生宝更像一个大学里的青年干部。《创业史》里边的三类农民，一类是已有较多土地，第二类是分到土地后想自力更生致富，第三类是贫雇农、互助组想用有限土地谋求幸福生活。这里没有哪一个或者哪一类农民是彻底不要私有财产的，除了梁生宝。
见了区委王书记，小说这样描写——
生宝带着兄弟看见亲哥似的情感，急走几步，把庄稼人粗硬的大手，交到党书记手里。如像某种物质的东西一样，这位中共预备党员的精神，立刻和中共区委书记的精神，融在一起去了。
一般人，不管在“经济链”或者“政治链”上，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和他所能接触的地位最高的人搞好关系（搞不好会很麻烦）。对梁生宝来说，这种关系就是区委书记，他“给生宝平凡的庄稼人身体，注入了伟大的精神力量”。接着，生宝又见到了县委杨副书记。王、杨两个书记，既不像刘世吾那么世故，更不像《芙蓉镇》里的杨书记那么奸诈。《创业史》里的干部形象，光明透脱、谦虚英明，既关心梁生宝互助组，又过问他的婚恋动态。“同志间政治上的关系和劳动人中间感情上的关系，竟融合得这样自然呀！生宝这个刚入党的年轻庄稼人，不禁深有感触。他觉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
点着杨书记招待的一支纸烟以后，极端兴奋的生宝并顾不得吸。他庄稼人拿惯旱烟锅的手，笨拙地拿着冒烟的纸烟，坐在杨书记旁边的一个小凳上，只顾向前倾着茁壮的身子，眼睛专注地望着穿一身灰制服的县委副书记。……党书记脑里是考虑什么重大的问题呢？生宝摸不着杨书记脑里，活动着什么深奥莫测的思想。他钦佩首长们，苦心为人民打算的这股劲儿。
百年中国小说中，这是干部官员形象最美好的一个时期。晚清小说都写贪官，甚至清官更坏（《老残游记》）。五四小说很少写官员，更关注官民皆有的“国民性”。“三红一歌”里许云峰等好官还没掌权。日后80年代干部官员形象十分复杂，区委县委书记们在《李顺大造屋》或者《活着》里面都是好心办坏事，《平凡的世界》里每一级干部都要在路线斗争中选择。
其实王、杨书记对于如何处理贫农和中农的矛盾也没有共识，王佐民对杨书记说的土地集中也不大理解，作家在这里居然放过了用文学严肃解剖中国农村矛盾和政策危机的重要机会。干部们也没有谈到统购统销、支持城市等农村政策的背景和代价，只对农村两种价值观的此消彼长感到开心。梁生宝说：“我做梦，梦互助组；俺妈说，俺爹做梦，梦他当上富裕中农哩！”“真有意思。”两位书记同声笑了。
严家炎教授认为梁三老汉是比梁生宝更成功的人物形象⑤。其实郭世富这个富裕中农也非常有意思。小说用批判的笔调形容中农的思想，“他只顺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提倡的路走——增加生产和不歧视单干！他决定：在任何集会和私人谈叙中，他只强调这一点。他会拖长声说：‘好嘛！互助也好，单干也好，能多打粮食，都好喀。’有时候，他将不这样直说，他只含蓄地说：‘红牛黑牛，能拽犁的，都是好牛。’庄稼人一听，都能明白他的意思喀。”
郭世富这段“红牛黑牛论”说于1953年，柳青写出来批判是1959年。邓小平同志引用四川俗语讲“黑猫白猫”是在60年代。
今天怎么回头看梁生宝的私有财产论和郭世富的“红牛黑牛说”？我们该怎么重新阅读《创业史》？
第一，梁生宝这个人物既真诚又虚幻。真诚是他爱劳动、帮穷人、肯吃苦、有理想。就算在农村没有亲眼见过，不代表一百个村里没有一个梁生宝。但是他的真诚奋斗，为了消灭私产，这是一个也许几百数千年以后才能实现的远大目标——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人类未来的话。或者说天赋人权，人应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不应该被消灭。无论如何，把消灭私产作为50年代初贫穷中国农民的生活目标，至少是幼稚、虚幻而且残酷的实验。
而且一百个村里才会有一个梁生宝，依据这样的新农民典型，就很难正确分析整个农村的文化现实了。虚幻的理想会变成虚假的现实，亩产万斤等虚假的后果，后来在《古船》《活着》等作品中都有详细且夸张的记载。
第二，作家柳青既真诚又虚假。他下乡十四年，跟农民同吃同住，注视农村的一系列变化，期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德热情、美好愿望不容怀疑。后来他得了稿费，也都捐给当地的建设，他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
但是，把梁生宝作为新农民典型，描写互助组在政治上、经济上改变农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进而走向取消私有制的奋斗目标……事实上，土地承包制后来是一个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即使就是在柳青写小说的50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期——应该也会看到听到像彭德怀元帅意识到的农村情况。所以柳青的《创业史》十分真诚地创造了一个不无虚假的农村图景。
但是从艺术标准看，《创业史》又是记录5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细节的文学经典。小说中正反主角比较概念化，梁生宝高尚，姚士杰卑鄙，姚以老婆坐月子为理由，骗栓栓的媳妇素芳来帮工，后来诱奸素芳（素芳倒是小说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女人形象），姚士杰还要派素芳去引诱生宝下水。这条阶级斗争的线索在第一部结束时还只是伏笔。
相比于写正反主角的戏剧化，小说写很多中间人物层次丰富、手法细腻。书中最精彩的是二十五章，郭世富到集市卖粮，怎么观察行情，怎么包装麦子，怎么隐蔽地用手势讨价还价，怎么跟牙家（经纪人）合作和争夺……据说柳青自己到集市观察很久，才写出这一章。这些段落是小说的精华。另外写从清朝过来的王瞎子，明明自己是穷人，却能够“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土改是一种乱世之道”。不肯接受土改分地，“他认为：产业要自己受苦挣下的，才靠实，才知道爱惜。外财不扶人！”。这是一个很生动的“落后老人”。小说中除了几类农民，还有一些另类角色，比方说以前当过国民党兵的二流子白占魁，是《芙蓉镇》王秋赦的榜样。还有素芳跟她的笨老公栓栓的关系，当然还有为儿子为土地操心的梁三老汉。
小说第一部的结局，互助组稻田大丰收，“政治链”取代“经济链”，走个人致富道路的郭振山也受到了党内批评。王佐民书记看到有少数新中农党员精神惶惑，所以他宣布：“所有沾染了农民自发思想的党员，只要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很好，过去的不光彩思想，就不准备翻腾了。”
听到过去不光彩的思想不被翻腾了，郭振山就感到庆幸。郭振山仍然是五村的总领导人。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只要自己认识了错误，只要他的活动，基本上对人民有利，那就好了。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这段文字很像领导口吻，也是叙事者无意之中“暴露身份”。小说作者虽然多年和农民一起生活，但毕竟身份是县委常委、副书记。所以还是50年代的文学史背景：不仅是作家干部化，也是干部作家化。⑥
感谢柳青用《创业史》写了大量不同政治光谱的农民形象，写了大量非常现实主义的乡村细节，给我们保留了一份文学版的50年代中国农村实录，其中当然也实录了那个时代的梦幻与虚假。
（许子东，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注释】
①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除特别注明，以下小说引文均引自这个版本。
②见洪子诚为2009年岭南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学术研讨会所写的发言稿，转引自许子东《四部当代文学史》，收入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第88页。
③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第307-309页。
④⑤严家炎：《谈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⑥这个经历和梁斌、曲波、吴强等人相似，先参加革命，后投身文学。十四年乡土生活受到很多评论家的赞赏，很多人因此觉得小说特别真实，因为评论《创业史》的大部分人都是城里人，有谁在50年代在农村生活过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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